王肃在论述自己为什么以见异于前人时说：是以撰经礼，申明其义，及朝论制度，皆据所见而言。
这一个排序恰恰是和孟子时代的现实政治相反。要如何突显人民利益的重要性，孟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，他说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
法家反对儒家的性善论，他们强调人性中趋利避害的特质，相信人的一切行为皆出于利益，人际关系不是互爱关系而是一种利益关系：君以计畜臣，臣以计事君，君臣之交，计也。儒家的国家治理思想强调了政治的民意基础和治理目标，但是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，并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，因为它是一种并不关注国家治理效能的学说。[③]对不忠的人要赶尽杀绝。秦王朝蔑视普遍民意的政治意义，推崇暴力，崇尚霸道，让法律、权术成为专制皇权的工具，证明法家片面强调效率是有严重缺陷的。罚莫如重而必，使民畏之[47]，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，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。
[58]陈亮：《陈亮集》卷三，中华书局1974年，第32页。[51]秦始皇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反而激化了政治矛盾：设刑罚，为车裂之诛，以敛奸邪，筑长城于戎境，以备胡、越，征大吞小，威震天下，将帅横行，以服外国，蒙恬讨乱于外，李斯治法于内，事逾烦天下逾乱，法逾滋而天下逾炽，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。地之厚，能够生物，也能够载物，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。
（《系辞上》）存存即存其所存，所存之存，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。也就是说，周易不是一般的讲世界的辩证法，也不是一般的讲宇宙模式，而是落在生命上，所谓乾坤、阴阳、变化等等，都要落在万物化生（《系辞下》）上，最终落在人的性情、性命上。但是，如前所说，《易传》并没有将人与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视人的地位与作用。所谓成性，便蕴涵着对万物的爱，对万物有一种义务。
《庄子·天下篇》说，易以道阴阳，就是对阴阳普遍性意义的认识。天之四德之中，元者，善之长也，是说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长点，但这还只是一种向善的自然过程，真正继此而生者便是人，人继此而为善，这才是自然目的的实现。
乾坤二卦作为基础卦可代表周易，乾易而坤简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（《系辞上》）。一 讲天人之际首先必须讲天，但天究竟是什么？历来有争议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五 《易传》的最高理想，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。
正如《系辞上》所说：乾坤毁，则无以见易。裁成决不是对自然界实行制裁、控制或任意改造，以满足人的欲望，以显示人的成功，而是裁度以成之，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。《贲·彖传》说：刚柔交错，天文也。三是由自然界给予的，这就是《易传》哲学所主张的。
《易传》所说之理，概而言之，即易理（周易之理），要而言之，即易简之理。如果天、地合而言之，则常常以天代表天、地，亦即代表整个自然界。
《易传》进而提出天地以生为德，这就不只是讲生成问题，而是赋予天地以某种道德意义。这即是人的责任和义务，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，人类的知性活动应当在这一前提下进行。
《系辞上》说：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《系辞下》的生生之谓易，是对易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回答，也是对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彻的说明，也可以说是对易之何以为易的一个最明确的定义。占人显然对当时的天文、地理和人文进行了仔细观察，并从生命活动中体会到人与天地即自然的生命关系，而不是将自然界仅仅作为人之外的对象去观察而已。《乾·文言》说：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大人之所以为大，圣人之所以为圣，就在于他们能与天德合一，充分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这方面的内容《易传》也讲过。
所谓万物资始，是说明万物生命是由天而来的，天就是生命之源。人之德性与目的，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条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给予的，但要真正变成人的德性，则只能靠人自己去实现。
《易传》言天必言人，言人则必言天，其用意也在于此。《易传》论天人之际，其奥妙就在这里。
但人毕竟不同于万物，人不仅有特殊地位，而且有特殊作用，其最大的不同，就在于人有仁义之性，有性命之理，这就决定了，人在天地万物之中，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。当《乾·彖传》说，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《乾·文言》说，利贞者，性情也时，这个意思就更加清楚了，乾道即天道，就内在于人而存在，就是人之性命，人之性情，具体而言，就是仁义。
这类问题只是顺便说说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《易经》乾卦卦辞有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字，《文言传》解释说，元、亨、利、贞是天之四德，又称之为仁、礼、义、正四德，这就真正变成人的德性了。因为它处处都关心生命问题，关心人的问题，讲自然界也是从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关系立论的，不是将自然界单纯地看作一个对象。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，生成于地，正因为如此，《说卦传》将乾、坤二卦视为父母卦。
所谓顺性命之理，就是指人而言的，但性命之理，就其根源而言，又是与阴阳、刚柔有联系的，这种联系正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。知对于德、业都很重要，尤其与功业、事业有直接联系，而业是以致用为目的的。
这里所说的天，具有超越义，但并不是实体，它无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称，是一种哲学的概括。阴阳作为天之道，是两种普遍的要素或成分，同时又是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。
治理天下是业，创造发明也是业，安排经济、生产活动更是业，其中当然包涵着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研发。就这一层说，又有两方面。
有学者把命解释成客观必然性，似乎很有道理，但这并不能说明何以命之性便是仁，便是善，必然性与生命又有何联系？生命活动多少是有些自由和目的的。以天为最高神的思想，在《易传》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了。由此往后，才有夫妇、父子、君臣等家庭、社会关系，由此便有仁义之性，礼义之措。很明显，德性既然不是最高主宰者即神命于人者，那么，它只能是自然界生命过程中的目的性的实现。
易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这里有一种进化的无穷过程，这种过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义，就是说，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向着一个有秩化的目的进行的，人的仁义之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。
正好相反，人在获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，更要裁成、辅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，从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。乾卦之《彖传》说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
天文（包括地文）代表自然界的变化生生之道。这里所说的近取诸身，不仅仅是纯观察的观察问题，而与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密切相关，不仅是客观的观察，而且是主观的体验，观察和体验是不能分开的，也就是说，在观察中有生命体验，在体验中有客观观察。
